正如前文所述，美国现代军队在不同形式下的指挥与控制系统，已经具备在各级作战层级中产生影响的技术能力。其部分答案在于，你要理解在哪个作战梯级，将所有必要的作战兵种和要素得以统一编组，并将由一名指挥官来统一指挥。

　　在美军中，这一梯级通常是师或军，具体取决于作战环境。而正如前文各章所提及，方面军（field army）通常包括一个以上的军。而在不断演进的联合作战架构中，这一梯级则通常是联合特遣部队（Joint Task Force, JTF）。

　　由于本研究假定未来战争将以联合行动为主要形式，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JTF的构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JTF并非从零开始组建。

　　例如，大西洋决心行动中的JTF是以美军第五军为核心组建的；海地的JTF以第十八军为核心；索马里的人道援助与撤离任务特遣队，以第一海军远征军为基础；而更近期的波黑维和部队，则以北约的盟军快速反应军为核心建立。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的军级指挥官会出任JTF的指挥官，并从其他军种增补其现有参谋人员。军副指挥官则担任美陆军部队指挥官，JTF的其他组成军种也以类似方式整编，结果导致各军种部队依然保持独立运行。

　　陆军退役中将卡什曼（LTG Cushman）曾指出：这种指挥架构虽然适用于人事管理等行政工作，但若依靠这些军种指挥官各自指挥所属部队来进行作战，则绝不可行。作战必须以任务编组的方式，将部队混编为一个面向任务的整体。

　　与普遍看法不同，军种间融合受阻并不仅仅是源于狭隘的本位主义，而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由灵活且强健的联合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与情报系统C4ISR所构建的通用作战环境。

　　这是因为，相较于纯军种结构，在JTF架构中实现部队一体化对C4I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联合与一体化的C4I系统的建设，是为了以新方式跨军种利用现有作战能力.

　　那么最佳路径就是：在指挥链的各个层级，为陆军构建一个可以充当联合信息交换中心的组织平台，使所有军种的信息处理系统得以接入。

　　而由于陆军的军结构经常是JTF的核心，陆军理应有能力为联合C4I构建骨干系统，就如同其已在联合陆地作战中，为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提供后勤保障基础一样。

　　在新的信息战争作战范式中，这种组织被称为C4I营（C4I battalion）。在下图所示的C4I营组织中，其结构具有内向和外向双重取向。

　　在内部方面，指挥与控制包括通信模块，用于实现指挥组与其他JTF单位在横向和纵向上的连接。这意味着通信手段包括超高频（UHF）和特高频（SHF）卫星通信、对流层散射通信、以及超高频（UHF）、甚高频（VHF）和高频（HF）无线电系统。

　　在外部方面，信息战连（Information Warfare Company）集成了情报收集、传输与分析的技术手段，是实现信息共享的核心支撑。同时，内部的数字系统可以将所获情报分发至下属单元。该连还具备电子战能力，能对敌方C4I系统实施定位、欺骗和干扰。

　　超视距火力排（Non-Line-of-Sight Battery）包括无人机系统（UAVs）与超视距打击系统，专门用于反侦察、作战安全以及指挥控制作战（C2W）支援。而将战术防空系统与化学防护系统整合进C4I营，构建了与信息采集与分发系统之间的即时接口。

　　当C4I营配备能够与美空军的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以及海军的太空与电子战项目兼容的设备时，其对联合特遣部队地面部队指挥官GCC的价值便一目了然，尤其是在需要在简陋战区，迅速建立信息基础结构的情况下。

　　虽然本章未对这一组织可能具备的所有技术与能力进行详述，但必须记住，这种组织（如今几乎所有组织一样）在设计之初,就必须具备对未来需求进行适应的能力，尽管我们现在尚无法确知这些未来需求究竟为何。

　　在战时，C4I营将以分布式结构运行，其设计目的是将信息处理流程延伸至广阔纵深。应用纵深／近距／后方战场框架（deep/close/rear battlefield framework）.

　　我们可以设想该组织的各组成部分,在不同的指挥控制位置独立运行。有人或许会认为，未来作战中纵深、近距和后方战斗将被压缩为一体，使该框架对未来作战无实际意义。然而，这一人为构建的分析工具，仍有助于指挥官在水平方向上，分配作战任务与活动。

　　在以军为核心的联合特遣部队（JTF）层级以及战区级别的C4I编组，其组成必然会有所差异。但该体系的关键在于，JTF定向的C4I架构中的任一部分，都具备访问体系中任何其他部分所拥有信息的技术能力。

　　当我们将数字计算技术的多重用途，应用于连接数以千计的通信网络、作战编组、雷达、火箭炮群、战术弹道导弹和防空系统时，这种非线性、跨军种的陆军重构方式所带来的优势便一目了然。

　　在确认了C4I组织结构需在每一作战层级存在，并可连接至联合C4ISR网络之后。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陆军究竟需要多少个作战梯级？换句话说，美军的作战结构应在何处进行合理简化，以顺应演进趋势？

　　考虑到战争传统层级，正逐步融合为一个以多军种、同步作战为特征的新架构，并结合微软公司商业体系中激进自主模式及古德里安、伍德将军在战场上机会主义指挥的成功经验。

　　在以军为核心的JTF与营级战斗群之间，对陆军作战结构进行扁平化的设计已变得至关重要。考虑到将联合特遣部队（军／海军远征军）层级指挥官作为联合行动整合作用核心的必要性，以及中间型兵力结构模型所呈现的构建参数，我们可以推测未来JTF陆军组成部分的可能结构如下：

　　一种规模更小，但数量更多的作战组织：与当前师级编制相比，该组织中的一部分，将具备从美国本土空运投送的能力。

　　一种在编成、指挥结构和组成方式上，体现作战职能与活动向低层级下沉的组织形态：虽然根据具体任务方向，其编成会有所不同，但所有信息时代的军事组织都应具备模块化特征，尤其是在C4I与后勤结构方面具备通用架构。

　　一种具备高度作战与战术机动性的组织结构：能够集中自身武器效能打击敌方，并在敌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前迅速脱离毁伤区域。其借助新技术，可在远距离感知与打击敌方的同时，进行高速机动、并在近战中迅速利用敌方弱点实施打击，从而控制远超现有单位所能覆盖的区域；

　　一种能在多军种的JTF框架内实现自我维持、长期持续作战的组织：其装备支持准持续作战，且对维修保障需求有限。

　　概括而言，信息时代的作战组织，应当体现军事革命（RMA）趋势线所揭示的兵力结构方向。为便于描述，我将这一信息时代的作战编组称为作战群（Combat Group）。

　　作战群的基本构件，直接来源于二十一世纪力量设计中，所暗示的中间型兵力结构设计参数。C4I结构此前已做说明，在此仅需再次强调：C4I架构将贯穿于整个组织结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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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理，为实现自我维持，该作战群还必须编配一个后勤保障单元，以满足运输、维修、补给和修复等作战持续所需，使其可在无支援的情况下连续作战数日以上。

　　技术的持续进步进一步凸显出，作战群需编入一支机动性强、训练有素的侦察分队，其在体量较小的前提下能够调动成倍的作战效能，并向战时指挥员快速回报关键信息。但迄今为止，任何技术进步都未能否定，具备专长的人力在该领域的必要性。

　　而要评估敌军兵力、抵抗程度、位置与行动方向，覆盖广阔区域，进行远距离通信与协调，精确布置己方兵力，并引导地面与空中部队对视距之外的目标实施打击，这些任务都需依赖能扩展人类潜能的技术手段，以使空地侦察的力量能力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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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若我们将上述信息处理过程整合为统一作战体系的潜力，则体现在三个关键要素中：C4I营、间接火力营（Indirect Fire Battalion）与侦察中队（Recon Squadron）。

　　但在这一组织结构的核心上，则是那些在近战中，仍然为实现关键战斗力提供决定性质能的作战要素。

　　在下图中，作战编制设计参数的各个组成部分，被转化为实际的作战组织，这些组织将各作战兵种整合至，比当前更低的编制层级中。而本文所要探讨的所有作战组织单位，其兵员规模大致在4,000至5,000人之间。

　　下述四张图，描绘了四种可能的作战群（Combat Groups）类型。对其逐一分析可见，这些作战群结构将现有作战能力以新的方式进行编组，使单位规模所具备的作战效能与实际兵力成比例地放大。

　　其装备包含：132辆M1A1/2主战坦克，132辆M2/3A2步兵战车（含27门120毫米迫击炮），24门155毫米自行榴弹炮（Paladin），9套多管火箭炮系统（MLRS），7架RAH-66科曼奇武装侦察直升机，3架UH-60通用直升机，以及工兵机动装备、轻型装甲车与轮式车辆。

　　该重型作战群拥有约4,600名官兵，由1个侦察中队、3个联合兵种营、1个混合型间接火力营、1个C4I营和1个支援营组成。作为完整的任务编组，联合兵种营无需再进行进一步的内部调整或临时交叉编组即可形成战斗力。

　　此外，其依托配属的工兵机动资源，可根据需要实施预设或临机突破障碍作业。并且，该作战群还具备武装侦察能力和间接火力能力，可支撑远距离的独立作战。

　　还有一点需要提到的是，现代化旋翼飞行器与无人机的协同使用，将使其能够迅速协调实施MLRS（具备ATACM能力）和155毫米炮火力支援，以支持各类攻防作战任务。在RAH-66科曼奇正式列装之前，可使用12架奇奥瓦勇士直升机替代计划中的7架RAH-66。

　　至于非战争军事行动（OOTW），尽管这并非其主要任务，但重型作战群仍完全可以执行。毕竟装甲部队通常不会承受高额伤亡，而波黑、海地和索马里等地的实战经验表明，装甲力量在建立和维持治安秩序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最后，重型作战群中的支援营，可直接从JTF的通用支援群获取补给，而无需通过中间师级支援梯队转发物资与弹药，这将简化其后勤链条。C4I营则将指挥官与其下属部队链接到信息与其他联合作战资源上，从而实现对当前作战态势的统一感知和理解。

　　空降/空中突击作战群任务属性：通过空运实施强制进入作战、近距与纵深性的节约性兵力运用，以支援决定性的军事行动；根据需要执行应急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OOTW）。装备包含：24门155毫米牵引榴弹炮，9架RAH-66科曼奇，15架AH-64阿帕奇，93架UH-60黑鹰通用直升机，及轻武器与轮式车辆。

　　（帝林：这个所谓纵深性的节约性兵力运用即是指，通过空突部队在敌后浅近纵深或深远纵深的关键地域，实施要点夺控，从而为主攻方向的顺利展开赢得优势）

　　该空降/空中突击作战群约有4,150人，赋予了陆军轻型步兵部队以其当前所缺乏的战术机动性与火力。在未来战场上，轻步兵要想生存，必须具备机动能力。

　　战略层面上，空降部队一贯具备快速抵达战场的优势；然而，在缺乏现代航空与信息资源的情况下，这种战略优势将在未来战场上迅速转化为战术劣势。在未来战争中，部署高素质的轻步兵若缺乏机动与防护保障，将毫无意义。

　　在该组织结构中，空降步兵可通过伞降方式进入战场，并在稍后与其空中机动装备汇合，或可在短程距离内自主部署（如：西西里至北非/意大利至克罗地亚）并携带自身的航空平台。

　　在目前的现役陆军中，美军共有10个配备UH-60的空中运输营，总计装备约300架黑鹰中型运输直升机，用于实施突击任务。

　　这10个运输营计划扩编，并与约182架CH-47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共同编组成4个通用航空支援群，为7个空降/空中突击作战群的空中突击任务提供支援。

　　如同轻型侦察打击作战群一样，该编组可完全通过军用或军民结合的空运手段进行远程投送（例如美军在欧洲战区的存在，可由一个航空支援群与一个空降空突作战群构成）。

　　而该组织中的先进航空作战系统，为攻击步兵部队提供侦察、掩护与火力支持，无论部队处于空中还是地面行动阶段。这些航空系统同样是实现空海火力，与地面机动作战融合的关键节点。航空分队视野常受地形起伏或茂密林地限制，而步兵则可引导其火力，并从中获益，实现与敌接触时的优势。

　　最后，与其他作战群类似，间接火力支援是作战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牵引式火炮将是空降和空突步兵的主力火力平台。一旦高机动火箭炮系统（HIMARS：卡车载运MLRS）可用，该编制中将包含一个HIMARS火力排。

　　重型侦察-打击作战群：该群作用于联合特遣部队任务中，执行近距与纵深经济兵力运用机动作战（包括警戒、屏护、掩护等），并承担对联合特遣部队的安全作战任务。

　　其装备包含：126辆M1A1/2主战坦克，153辆M2/3A2步兵战车（含27门120毫米迫击炮），24门155毫米自行榴弹炮（Paladin），9套多管火箭炮系统（MLRS），30架RAH-66科曼奇，15架AH-64阿帕奇，15架UH-60黑鹰，以及其他轮式与轻型装甲车辆。

　　虽然任务导向略有不同，但重型侦察—打击作战群主要由航空与地面力量构成，具备深入重型作战群前方、获取战场态势的能力，并能够与空军和陆军的纵深打击体系密切协同作战。

　　该编组大量引入了先进的有人与无人航空作战系统，使其能克服近战中地形对视距的限制，协助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准确掌握敌军真实部署情况，同时协调、整合地面进攻部队的机动与火力，并与空中和海上打击力量形成联动。

　　该编组特别适用于，对付那些试图通过快速机动作战躲避电子侦察的运动之敌。比起其他任何编组，这一部队更具发现与摧毁敌方目标的能力。

　　重型侦察—打击作战群的设计目标是，在JTF集结或为决定性作战展开部署时，为其提供掩护与安全保障。这一部队对于在整个敌军部署纵深实施扰乱打击、阻止其有效响应JTF主力部队的部署与攻击而言至关重要。

　　敌方可能通过远程战术弹道导弹、空袭，甚至牵制性或扰乱性的地面进攻行动进行反制。而该部队同样可协助联合部队司令在主攻时机与地点方面对敌方实施欺骗。

　　任务属性：作为通用型经济兵力运用战斗编组，通过空运实施近距与纵深机动作战，支援强制进入作战、应急作战和非战争军事行动（OOTW）等任务。

　　装备包含：126辆AGS（装甲炮系统）、160辆LAV(PI)（含27门120毫米迫击炮）、9套MLRS、30架RAH-66科曼奇、25架UH-60黑鹰直升机，以及工兵机动装备与轮式车辆。

　　战略机动能力要求，其必须具备能够使先遣地面部队完成强行突入或在抵达战场后，迅速扩大战场控制区域并赢得战斗的多种作战能力。

　　该轻型侦察—打击作战群兵力规模为4,850人，配备装甲炮系统（AGS）与轻型装甲车（LAV）改型。尽管陆军部在1996年1月因财政原因决定终止采购AGS，但从本研究的视角看，其重要性不容低估。

　　事实上，AGS重量较轻，可由现有和未来的空运平台携带投送，并能在近战中提供高机动、强反装甲火力支援。其具备顶部攻击与发射动能弹的能力，不仅适用于反坦克作战，也具备更广泛的杀伤效能。同时，AGS具备坦克固有的威慑感，这一点已在索马里、海地与波黑等地得到验证，极具实际价值。

　　而LAV由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为海军陆战队生产，在此编组中进行了改进，增加了热成像瞄具、升级火控系统、配备反应装甲及数字跳频加密通信系统，以适应远距离安全通信需要。虽然说其他轻型装甲车辆亦可替代，但LAV（三期型号）在未来应急行动中具备与海军陆战队良好的互通性，因而具有优势。

　　此外，该编组还配有多管火箭炮系统（MLRS）及15架装配火箭吊舱与地狱火导弹挂架的UH-60直升机，使其具备在冲突全谱系中作战并生存的能力。

　　由于本编组设计用于在简陋后勤环境中运作，因此全编制仅使用两种装甲底盘（AGS与LAV-PI）与两类航空平台（UH-60与RAH-66）。

　　在RAH-66尚未列装前，将需使用更多奇奥瓦勇士直升机进行替代。MLRS系统默认具备ATACMS打击能力。上图中所未显示出的是，应配备的手持式与车载激光目标指示器的数量。

　　在当前的十个现役师级结构中，陆军总计拥有约2,000多辆M1A1/A2主战坦克、2,000多辆M2/3A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500门155毫米自行榴弹炮（M109）、40多个MLRS火力单元（每单元9辆发射车）、800多架AH-64阿帕奇攻击直升机、300多架UH-60黑鹰直升机、130多架AH-58奇奥瓦侦察直升机、182架CH-47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以及其他装甲车辆。

　　如果将这些资产依照本文所述模型重组为作战群，可在不影响现有部队战备状态的前提下，于2至3年内分阶段完成改编。企业界在20世纪80年代所积累的重组与整合经验表明，此举将显著提高组织效能并降低开支。

　　但比起各作战群的具体编成细节，更重要的是如何对一个由4,000至5,000名士兵构成的作战群进行统一指挥。

　　在信息化战争范式赋予其高度战术自主权和模块化、自持能力的前提下，需由一名准将及其高素质、经验丰富的指挥参谋班子进行指挥。指挥架构中还可设副指挥官，虽未在本图示中列出，但其具体指挥编组结构将如下图所示。

　　为满足作战活动更紧密整合的需求，以最大化新技术的作战价值，传统的G1、G2、G3、G4和G5参谋架构进行了调整，转而采用一种更加贴近任务关键职能与任务导向活动的参谋体制。

　　作战与情报职能被整合为一个体系。打击协调官（Strike Coordination Officer）的职责是整合和协同各军种所拥有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使其在陆战的机动框架中协同发挥作用。他是日益扩大的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中的核心职能。

　　信息支援官（Information Support Officer）协助指挥官统筹与利用指挥、控制、通信与计算机（C4）领域的信息资源。

　　心战民事官（Psychological Operations–Civil Affairs Officer）不仅是现代作战流程的组成部分，也是非战争军事行动（OOTW）背景下，与跨机构协调机制保持长期联系的常设纽带。

　　（帝林：有必要指出是，美或台在军中的政战部门，与我军是有诸多不同的。其更多是代表军队与当地平民事务进行直接接洽的人员，也是作为了解和沟通当地民情的重要渠道。但该单位的对内工作相对较少，请重视程度和力度上与我军有显著差异）。

　　只要为作战群的集团参谋部，配置曾任营级指挥官的军官担任关键岗位，即可确保参谋组织具备必要的军事经验深度与教育背景。在这种C4I上层体系支撑下，某些平时未隶属于特定作战群的营级单位可以按需灵活接入或抽出。

　　结合近距／纵深／后方作战框架理念，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以军为核心的联合特遣部队（JTF），从而使其C4I能力大幅增强，拥有比当前单一陆军编制中的师或军，更广泛的指挥控制范围。

　　当然，在军级JTF结构中，还需增设多个作战群以增强与支援现有作战群的作战能力。这些支援性作战群使联合特遣部队具备实施作战层级战争的能力。

　　再次强调，每个作战群都应依据作战层级所需，编配相应兵力、有机保障与C4I能力。

　　例如，一个火箭炮兵群可由4个MLRS营组成，具备发射多种火箭弹药（包括ATACM）的能力；防空群可由爱国者导弹营与其他防空营组合构成；航空支援群可配备突击与重型运输直升机；航空打击群则可编成4个AH-64直升机营；C4I群则整合情报与通信单位。

　　在目前军级的战斗勤务支援单位，可重组为支援群，承担多军种联合岸上作战的后勤保障任务。

　　显然，任何一个作战群组织结构都可以接入海军远征军（MEF）、受编于战区联合空中部队司令官（JFACC）完成特定任务，或整合入战区导弹防御部队。

　　在战术上，作战群组织结构替代了传统的旅与师级梯队，而强化后的军部则统筹JTF的作战层级任务，从而使JTF不仅仅是其组成要素的总和。

　　部队梯队结构因此发生变化——从旅－师－军－陆上联合作战指挥官（JFLCC，目前为美军第3集团军）－战区/战略层级－作战指挥官（CINC）转变为作战群－JTF－联合作战陆军部队（Joint Land Force），其中作战指挥官或战区指挥官可同时担任JFLCC职务（双重职责）。

　　由于这种模块化组织结构，能够实现比当前更低层级的多军种一体化，决定将哪些类型和数量的作战群纳入某一JTF，必须基于具体作战任务。

　　例如，在海地或波黑等地若执行长期维和任务，作战群可按需轮换进出战区。在作战初期使用某种类型的作战群，后续阶段再更换为其他类型。也可保留指挥结构不变，仅轮换营级单位在战区中部署。

　　当前，为应对类似海地、索马里、波黑等任务，美军往往需将师级建制中的关键指挥、控制与保障要素抽出，组成可部署的临时混成部队，导致该师在其他任务中变得不可用。

　　而在作战群结构下，这种做法将不再必要。陆军可直接部署一支编制完整、具备强大C4I与保障能力的作战群，由一名将军及其完整参谋部领导执行任务。

　　在一个基于灵活作战群的联合特遣部队架构中，如果陆军的作战、作战支援与战斗勤务支援编组在C4I、后勤与侦察方面实现结构统一，将可带来极大的组织灵活性。

　　任何一个作战群结构，都可被指派执行从低烈度到高强度的联合作战任务。根据特定任务条件，可以将营级单位接入或脱离某一作战群结构，JTF中的作战群数量也可根据任务需要动态增减。

　　而作为自给自足的作战单位，作战群不仅保有独立作战能力，还可以根据任务需求，提供所需力量组合。因此，传统师级编制内通过交叉编组以增强战力的优势，在作战群结构中并未被牺牲。

　　在当前陆军任务背景下，作战群结构为陆军部队以军为基础组成联合特遣部队提供了新的组织方式。通过取消师部并将可部署的军部嵌入常设JTF中，陆军可结合其他军种资源，为区域统一战区司令部提供常设的JTF指挥机构。

　　在当今无预警冲突与危机的环境中，陆军必须具备快速投送至潜在冲突地区，并拥有足够战斗力以影响局势的能力。与陆军预置装备相结合的一支多样化部队，以及部署在岸上的预置装备集群，可以轮换配置，随时准备向JTF派遣。

　　在国内，现役部队也可启动将部分陆军国民警卫队，整合入现役C4I架构的进程。

　　如图所示：某次MOOTW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因需地面上同时部署轻重部队，因此将一个空降—空突营替换为一个联合兵种营；同时，以工兵部队代替了原炮兵营。但在指挥、控制、通信、情报与后勤支持方面，该作战群的基本构成要素仍被完整保留。

　　军／JTF架构也可继续用于指挥、控制、训练与准备驻海外和美国本土的陆军部队，包括陆军国民警卫队（后文将进一步讨论）。

　　若能摒弃不必要的指挥控制梯级，可能推动新型联合作战指挥架构的形成，这种架构将有能力指挥混编的重型作战群与空降—空突作战群。

　　自海湾战争结束以来，美国陆军一直在探讨如何重组以在各级冲突中保持决定性作战能力。武器杀伤力、精确度、信息系统和人力潜能方面的技术进步，为本文所描述的组织变革方向提供了依据。

　　当然，这并非唯一的组织方式。四种基本战斗结构及其以上的作战群组织体现了组织扁平化与整合化的趋势，这些改革在许多其他领域已带来革命性成果。

　　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方案也并非激进变革。这些结构设计的目的，是在新一轮军事革命 RMA开始之际，推动变革。

　　最重要的是，作战群方法使陆军地面部队能够在和平时期，即按照其最可能的战时作战方式组织起来，同时又不为结构设置僵化的框架。这种结构是发展一支结构均衡、火力强大、机动灵活的现代化作战单位的路径之一，适应信息时代冲突的需求。

　　改进后的C4I系统，以及将联合兵种作战扩展为全兵种作战这一概念，均是该设计的核心特征。为实现奇袭、震慑、机动、灵活与信息获取能力，所有作战群编制中都整合了现代化旋翼航空力量。所有组织结构的调整，都是为了使火力支援（空军与炮兵）能对战术和作战层级指挥官作出更快响应。

　　出于同样重要的原因，该信息化组织结构还强调武装有人侦察的必要性。其逻辑在于，监视提供的是信息（information），而侦察提供的是知识（knowledge）。武装侦察能主动接敌、试探敌情，而非仅限于遥感或无武装传感器的被动观察。

　　（帝林：通俗的说就是，你能看到敌人只是第一步的，重要的是在纷乱复杂的信息中，准确和快速的判断哪些才是真正需要的才是更为现代军事变革的核心所在）

　　前者只能告知己方敌人位置，而后者则能预测敌人的意图与行为。DBK使己方部队的作战更为高效与有效，而武装侦察正是实现DBK的关键所在。

　　信息时代的陆军为此奠定了基础，尤其通过JSTARS（即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无人机、U-2、Guardrail及其他多种系统，所构建的多军种C4I网络进一步增强了该能力。

　　许多分析者指出，过度依赖技术手段进行情报收集，是海湾战争中联军面临的最大短板之一。

　　布莱德利将军在1944年7月和8月作出停止美军向法莱兹口袋与塞纳河方向推进的决定，导致大部分德军主力得以从法国逃至比利时，并于12月发动攻势，对美军造成超过12万伤亡。

　　他做出这一决策的理由之一是，对敌方兵力部署与兵力规模缺乏准确认知，尽管当时美军已可接收被认为能提供实时准确敌军态势的超级密码情报。

　　而在海湾战争中，同类决策的背后理由也具有相似的特点。所有战争的实战经验都证明了侦察行动本质上的模糊性以及安全与侦察的相互依存关系。

　　最近一段时期追踪徒步或旋翼航空目标的JSTARS实验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

　　利用技术手段来弥补军级／联合特遣部队（corps/JTF）层级指挥跨度扩大的问题，可以提升战术单位之间的协调效率，加快情报—分析—决策—行动循环，并强化战术任务与作战目标之间的协调统一。

　　然而，如果战术指挥员没有自主决策的主动权、授权、相应的条令支撑以及获取信息的能力，无法根据自身对作战目标与战场态势的理解独立做出决策，那么再多的技术也无法带来有效的胜利性决策。

　　最低限度而言，扁平化陆军作战结构的改革，将必须伴随对当前各级指挥员教育与训练体系的根本性调整，尤其是针对作战层级指挥员的教育体系。

　　理想情况下，若战术指挥官能够深入理解作战条令，使其更有效地应对不可避免的信息超载问题——无论最终构建出何种C4I架构，信息负荷都将是普遍现象。

　　而随着全球战略从遏制向快速应对区域性危机转型，陆军的战术后勤系统不应成为改革的障碍。提升资源可视性的有效信息管理虽有帮助，但在结构与物资供应方面的模块化才是真正关键。

　　即使对基础设施进行了更新，但如果陆军仍以资源充裕的思维框架进行运作，仍依赖庞大的燃料、水、食品与弹药供给体系，那么这种更新也终将无济于事。

　　因此，在装备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优先发展节能型发动机与高可靠性装备。编制紧凑、任务导向的作战单位与后勤包体系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可分割部分。

　　须知，自海湾战争结束以来，国际军事事务的发展亦清楚表明，美国最亲密的北约盟友，也正在采取与作战群构想一致的部队编成方向。

　　英国早就将师作为一种指挥与控制的梯级，而非固定建制单位。当前，随着部队数量与兵力的持续减少，英国陆军已将其应急作战筹划重心转向由准将指挥的加强旅级结构。

　　而当代德国陆军条令则以大型机动旅为作战核心。在经济压力与技术变革的双重制约下，美国的传统盟军都无法回避向比当前师级规模更小、但结构固定的全兵种编组方向转变。

　　法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终止征兵制并裁减常备军规模，这一政策转向亦将在法国军事思维上产生类似影响。

　　这些趋势为美国在军事合作框架下，创造了巨大的战略机遇。作战群结构不仅可以适应盟军的组织结构，还可能成为一种盟军愿意接受与采纳的样板。这将为未来军备与条令的通用化奠定基础，从而实现部分或全部美军装备也可供盟军使用的目标。

　　而既然我们已经构建出这套，面向联合作战的新型陆军作战结构，那么下一个关键问题是：

　　在作战行动的语境下，该组织架构如何有助于完成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循环？

　　为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我将在下一章从多个视角考察这一拟议结构，使其形成具有实操性的作战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