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的历史论述中所指出的，美国在战争理念和战争实践方面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新的装备和武器系统在关键时间和空间节点大量投入使用，现在具备了实施持续性攻势作战的潜力。这些系统使美军能够持续掌握主动权，并在高速、整体一体化的作战中抓住机会，彻底摧毁敌方部队。

　　而致命的精确制导弹药，可在更远的距离上发射，大多数情况下远在敌人视距之外。较小规模的联合兵种作战编组，配备先进的间接与直接火力武器系统，能够控制比以往更大的区域。

　　在无人机、机载雷达和卫星等增强的侦察监视能力支持下，更少数量的装甲部队和空中机动地面部队如今也能集中实施作战火力效应。与其说是机动接敌，“全兵种”作战单位更像是在电子化战场中搜寻并摧毁敌人。

　　这一切都表明，在未来，战术、作战与战略这三个战争层级，作为彼此独立且明确分工的指挥和职能领域，将在空间与时间上逐渐消解。

　　这种战争形态（我们称之为“信息时代战争”）将火力与机动战术直接服务于战略目标。这并不意味着指挥员不再需要思考战术目标，以及如何将其协调和组合成作战目标，并最终将作战目标的实现转化为战略成果。

　　然而，这只是表明战争层级的融合发生在执行层面，而作战的概念性框架依旧存在。以下是一个简短的实例，展示未来地面战争可能的形态。

　　在未来战争的初期阶段，精确制导导弹将在夺取和保持主动权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精心时序安排的大规模打击将瘫痪战区内依赖固定设施进行频繁补给和加油的大规模地面与空中力量。

　　地面部队对大规模打击的易损性，促使军事指挥官采取高速地面攻势，深入敌方纵深腹地，在敌人不太可能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区域实施打击。

　　至于现代防空系统将迫使喷气式飞机飞得越来越高，结果是隐身、旋翼驱动的航空器连同无人打击飞机将逐渐取代传统机体在近距空中支援任务中的地位。无人机将日夜在作战区域上空运行，执行情报收集和目标指示任务。

　　总的来说，这对美军部队的影响将是：作战深度进一步扩展，迫使美军联合特遣部队（JTFs）的所有组成部分，在实质上仿佛处于敌人视距之内作战，而前方、近距与纵深作战将趋于融合成一场连续不断的战斗。

　　应认识到，由于威胁性质已不再明确定义，美国在为未来冲突制定战术、条令和作战组织方面的进展变得更加艰难，因此陆军的二十一世纪力量计划自沙漠风暴以来，并未带来陆军作战结构的重大变革，这并不令人惊讶。

　　或许这是因为：战争作战结构随时间演进过程中最重要的趋势过于显而易见，以至于职业军人很少讨论它们。而正因这些趋势经受住了时间、战略与技术的考验，它们值得在进入未来陆军作战组织讨论前予以关注。

　　首先，战争技术带来了武器与弹药杀伤力的稳步提升、更高的机动性以及对部队更广泛分散部署的持续要求。这些影响反过来促使军队在越来越低的组织层级上整合更多的兵种与勤务种类。随着新技术赋予军队更强的作战潜能，这些潜能最终逐渐在一个固定的“全兵种”框架内得到释放。

　　唯一限制各兵种永久性整合程度的，似乎仅是根据不同战术情境调整兵种比例的需求。对此观察的最重要推论可能是：军队对在不断扩展的战场空间中，实施分散作战的能力日益依赖。

　　第二，战场空间持续扩展。战争战区是全球军事框架中临时集中实施武装力量的区域。从这一意义上讲，美国的空中力量和陆上力量如今已成为全球性武器。

　　第三，战场空间的扩展增加了对指挥官形成一致性作战环境认知所需信息的体量。结合技术变革带来的作战节奏加快，这种环境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为本已压缩的决策分析周期增添了复杂性。

　　与许多“第三波”理论家的观点相反，超级计算机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它们生成信息的速度快于分析信息的速度！这正是为什么“战争迷雾”（fog of war）将在未来依然存在的原因。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低层级上实施更大程度的自主权（类似微软那种激进自主）是克服未来战争迷雾与摩擦的必要手段。

　　第四，战场空间的扩展极大增加了对及时和准确信息的需求，因为部队的分散部署和信息体量的增长可能破坏战场感知的连贯性。这种状况在战争期间引发对信息收集与侦察编组和工具的剧烈扩张。

　　态势感知意味着知道敌人在哪，而情报——即侦察的产物——告诉你敌人正在做什么，或即将做什么。这两个条件是未来作战的关键特征。

　　第五，地面所有兵种与勤务单位都需要具备与作战单位同等的机动性和几乎相同的防护力。这一点对伴随作战部队作战、承担保障任务的后勤单位尤为重要。

　　美国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海湾战争都证明，能够以快速、安全的方式将最强、装备最精良的作战部队投入作战的一方，通常比寄希望于短暂武器技术优势取得胜利的一方更有可能成功。

　　可想而知，对后勤进行简化、节约与提速，已成为增强作战能力的关键手段。得益于海上几乎不存在重大威胁，新型的预置陆军重型装备系统结合快速海运能力，已能在欧亚大陆边缘地区于30至10天内部署超过3万名陆军重型作战部队。

　　第六，航空技术（包括有人和无人航空器）在进入战争领域后，一方面强化了既有趋势的效应，另一方面也帮助军事组织应对上述效应。当与地面要素整合后，航空力量为地面部队提供情报、安全、防护、作战纵深及更高的战术效率。

　　1945年，英军第14集团军在缅甸中部的胜利推进就是借助空中与地面运输结合实现的。空降步兵与装甲力量的协同实现了日军轻装步兵所无法抗拒的作战节奏。

　　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战区，同样采用了肯尼将军的空军与艾克尔伯格将军的地面部队这一组合，取得了同样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美国陆军的侦察与攻击直升机的发展，正是为永久性地获取一种，美军空军优先度较低的近距离空中支援能力。

　　最后，如前所述，战略环境至关重要。当国际稳定受到威胁时，战略考量主导着民主国家的国家政策。正如20世纪30年代德国对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独立构成威胁之时，英军曾寻求在30天内将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2个防空旅和1个坦克旅部署到欧洲大陆。

　　当前战略环境强调快速部署准备、联合行动、兵力精简与更高效的后勤系统，这为美军陆军部队的设计提出了关键参数。此外，大多数对未来冲突的假设性情景都预设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动员时间，这也进一步影响着部队编制的设计。

　　除战略环境外，还应考虑到美军陆军当前面临的两项最紧迫需求：一是通过提升质量来补偿地面部队数量减少；二是构建具备适应性的作战结构，以更灵活地满足包括“非战争军事行动”（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OOTW）在内的广泛任务需求。

　　美军陆军能否将其作战结构适应这些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其在未来联合战略框架中是否能够继续主导机动作战。这一分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战争技术本身极少成为军事条令创新的根本驱动力。军事史表明，技术优势通常具有暂时性，易被模仿、也容易被克制。真正带来巨大收益的，是战略、条令和组织的变革。

　　这并不意味着新技术对美军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毫无贡献。相反，信息时代的新型军事技术，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御中，都提供了精确、致命且能在远近距离同时奏效的打击手段。

　　此外，还必须意识到：若要在战略上取得决定性成果，陆军与空军力量必须协同作战，追求互为补充的目标。例如，盟军对德国实施的地面与空中作战密不可分，几乎无法评估其中任何一项在没有另一项支援的情况下可能实现的成果。如果德国能够在不必担心法国与意大利遭攻击的前提下，将资源专注用于空战，他们也许能够集结足够的战斗机与防空火力来挫败盟军的轰炸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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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林：这里可参考诺曼底前后，盟军关于空军应集中攻击德国工厂与后方，还是集中于打击德军诺曼底一线的桥梁等枢纽地带之争论。历史的最后是，艾森豪威尔选择了后者。）

　　在海湾战争的实施中，也可提出类似论证。同时，在当前条件下，没有美国对制海权的控制，就无法发起任何一场严肃的陆上战役。然而，美国未来在战略要地的对手大多是大陆强国，因此他们并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那样，容易受到美军海上力量的影响。

　　最后，为了实现信息时代新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美国陆军必须调整其现有的作战组织结构。此外，相较于当前陆军预算所能支配的采购能力，当今技术选择之丰富，意味着组织变革必然要领先于新型军事技术的实际采购。

　　在这一背景下，必须开始审视陆军在努力将当代武器技术融合进统一的军事理论、组织体系和领导机制中的各项选择。

　　军事战略关注如何运用军事力量以实现战略目标，而如何具体组织军事力量进行作战并赢得胜利，则属于组织设计或兵力结构设计的范畴。组织设计的具体成果体现在不同类型的组织架构、军事资源的配置方式、指挥权与信息流动的链条上。

　　例如，莱斯利·麦克奈尔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起了对美军作战师编制的改革，将原来的“四边形”编制（即每个师辖四个团）改为“三角形”编制（每个师辖三个团）。

　　其目的是满足国家对于快速机动部署、能迅速投送至海外的装甲化作战师的大量需求。基于这一战略需求，麦克奈尔将军推动组织变革，以利用新型军事技术，从而适应新的战略要求。其结果是在战术机动性、火力输出和人员节约方面取得了巨大收益。

　　当今的美国陆军，仍保留着麦克奈尔在二战期间发展出的工业时代部队的典型特征。从比例上来看，目前的陆军兵力结构依旧由可集中实施大规模火力打击的大型工业时代作战部队构成。

　　然而，在20世纪末的最后几年，美国陆军面临一个独特机遇，使其能够转型为一支为全新作战环境而准备的部队。这个机遇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当前陆军暂时处于无大战争压力期，并且已经开始研究信息时代战争对兵力结构设计的影响，这些内容在二十一世纪力量计划中有所体现。

　　二十一世纪力量计划愿景中蕴含了，关于未来作战部队应如何组织的重要启示。这些启示指向一种未来作战组织架构：它能够利用信息时代技术，为更小规模的作战单元赋予更强的作战能力。其中一个核心认识是，未来作战成功的基础是“信息优势”。

　　因此，二十一世纪力量计划强调在未来冲突中，武装侦察与人员侦察系统，以及情报监视资产的重要性。当这些增强的侦察和监视系统与远程精确打击武器系统相连接时，其作战能力将得到倍增。

　　此外，二十一世纪力量计划设想一种能力：让前沿进入的地面部队可以通过空中强行突入战场，并推动战术后勤实现更高程度的模块化。

　　最后，该计划明确指出，在未来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基石，是所有兵种与军种之间绝对的统一努力。这使得陆军组织的构建重点转向能够支持、整合并从多军种C4ISR系统中获益的方向。

　　那么，美国陆军的高级领导层应如何在和平时期组织陆军，以在战争时期应对这些要求？换句话说，美国陆军是否能够在不削弱当前应对现实威胁能力的前提下，开始按照前文所述的“军事革命RMA趋势线”来组织建设作战力量？

　　若有需要，陆军仍必须准备好依靠现役部队和部分预备役部队（Reserve Component, RC）进行部署和作战。

　　为解答这些问题，本章主张：在本世纪末前，陆军不可能完全转型为二十一世纪力量所设想的部队形态。然而，陆军可以迈出向中间型兵力结构过渡的步伐，开始弥合当今陆军与该计划愿景之间的差距。

　　基于这一思路，本章将审视当代陆军作战范式的核心——师（division）——并探讨在新的作战组织背景下的设计选项。本章还为陆军如何在联合作战框架中部署和作战，以实施主导性机动作战提供了一个组织结构示例。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沙利卡什维利将军曾表示，“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是打赢国家的战争。”同时也很明确，在一个不可预测、快速变化的世界环境中，武装部队将承担新的、更广泛和多样化的任务。

　　由此，事实上并非每一种作战组织结构都能适应未来的环境。但必须强调的是，组织变革应以作战为导向，而非以“非战争军事行动”为依据。

　　在此背景下，陆军面临的问题是：当前的师结构是否仍是整合、运用和有效实施未来作战环境中，众多新兴军事能力的适当作战编组？

　　如前所述，麦克奈尔中将在“师”这一作战编组的设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结构至今仍是陆军战术层级战争结构的基础。在当前的陆军理念中，师仍是美军组织中的主要单位，既承担训练任务，也以整体作战单位进行战斗。

　　目前陆军部队中存在五种类型的师：装甲师（armored）、机械化师（mechanized）、步兵师（infantry）、空降师（airborne）和空中突击师（air assault）。

　　“师”是一支具备自我维持能力、能够进行独立作战的作战单位，通常隶属于一个由三至五个师组成的军（Corps），由少将指挥。因此，作为联合兵种作战团队的“师”，仍然是陆军作战结构和作战条令的核心。

　　而美陆军现役部队中的十个师按作战、作战支援和作战勤务支援单位的数量和类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编制大致相同，通常包括以下要素：

　　其中师通常下辖三个旅，由步兵、机械化和坦克营组成，用于摧毁敌军、夺取并控制关键地形。

　　再往下则还有一个炮兵旅，为机动作战旅提供火力支援。一个航空旅，提供攻击直升机支援和空中运输能力。一个工兵旅，为作战提供战斗工兵支援。一个旅级规模的“师支援指挥部”（DISCOM），为全师提供作战勤务支援；

　　除此之外师也有其直属部队：一个骑兵中队负责侦察与安全、一个通信营提供通信保障、一个军事情报营负责情报收集、分析、分发与欺骗作战、一个保护全师免受空中打击的。

　　回顾来看，麦克奈尔将军在战略、技术与兵力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解令人印象深刻。麦克奈尔在设计师结构之初，就希望陆军的作战师仅包含开展流动作战中实施攻势所必需的最基本力量，以应对敌方阻力相对有限的作战环境。

　　基于英法在一战中的经验，1917年时陆军参谋人员主要关注的是师是否具备从防御阵地（战壕）持续作战的能力。后勤与火力支援系统通常配置在战壕步兵线的后方。为适应这种条件，作战师的人力强度增长至28,000人。

　　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可用于战斗的部队比例，并减少文书作业与影响快速决策的相关障碍，麦克奈尔坚持压缩师部人员编制，并限制师属支援单位中的轮式车辆数量。

　　他的理由是：轮式车辆越少，海外运输时所需的船运空间就越小。这意味着，在战争开始时，标准师编制由三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地面侦察部队和一个工兵营组成。

　　麦克奈尔还将一些仅适用于特定情况或特定任务的专业单位从步兵师的结构中剔除。最终，他将防空炮兵、非隶属的坦克营、机械化骑兵部队和战斗工兵营交由军（Corps）指挥下的群（Group）级指挥部统管，而非继续编入师级单位。

　　当美军在海外运用这些作战概念时，结果是好坏参半。那些遵循陆军条令、根据战场情况在不同步兵师之间调动非师属单位的军和战区指挥官发现，这样的调配虽然灵活，但往往以作战效率降低为代价。

　　越来越多的指挥官发现，与其频繁调配，不如将这些非师属单位长期配属给某一作战师。因此，“三角形步兵师”最终比麦克奈尔最初设想的更大，但也更具机械化和机动能力。

　　然而，这些表象掩盖了步兵师内部实际作战组织方式的真实面貌。许多非师属部队事实上已被永久性地编入步兵团，与之合编为“团级战斗队”（Regimental Combat Teams, RCTs）。

　　（帝林：长津湖战役中被盛传遭到全歼的北极熊团，实际上就属于当时美军的一个团级战斗队）。

　　这些战斗队拥有自己的炮兵、工兵、坦克歼击车、自行高炮以及医疗与后勤保障单位。实质上，团级作战队本身已演化为一个小型“师”。

　　随着欧洲战场的推进，师部开始为这些团级作战队提供支援，而后者则成为实施战术作战的主力单位。在同一时期，美国陆军的装甲师经历的变革，甚至比步兵师还要深刻。

　　1941年8月，当雅各布·戴弗斯少将（Major General Jacob Devers）出任装甲兵司令时，他试图建立一种更具灵活性和实用性的组织结构。

　　他所主导的改组颠倒了中型坦克与轻型坦克的配比关系，使装甲师下辖两个装甲团，每个团包括两个中型坦克营和一个轻型坦克营。该新结构保留了六个装甲营，但将装甲步兵营数量减少至三个，反映了陆军长期致力于建立由两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组成的装甲军（armored corps）的目标。

　　然而，到1943年初，英国对德作战经验，以及美军对德军在对英、对苏战斗中的表现评估，进一步强化了麦克奈尔此前关于简化师级结构的主张。

　　事实上，美军在北非战役最后几个月中，投入使用的一支装甲师从未以完整建制方式作战。该师被分散为三到四个作战小组，这清楚地暴露了指挥如此大型建制部队的困难。

　　为此，陆军在1943年9月建立了新的装甲师作战编制结构。该结构取消了装甲旅指挥部的设置，转而设立“作战指挥A”和“作战指挥B”两个指挥部。

　　这些指挥部可根据特定任务临时指挥各类下属营。此外，还增设了“作战指挥R”用于控制未分配至A或B指挥部的部队。

　　新的装甲师编制下设有三个坦克营、三个装甲步兵营和三个装甲炮兵营。但在实际操作中，装甲师部队被进一步细化，按作战指挥系统由准将级军官领导作战。这些作战指挥单位的实际编组因任务而异，但通常都包含来自各作战兵种和勤务兵种的单位。

　　尽管无疑受到德国“联合兵种战斗群”（combined arms battlegroup）理念的启发，美军的“作战指挥部”（combat command）却是美国人独立创造出的，旨在融合和利用新技术的解决方案。

　　这一组织形式也成为令德军对手艳羡与敬畏的对象。历史学家克里斯·盖布尔对1944年8月德国防御部队面对伍德少将指挥的第4装甲师作战指挥单位时的遭遇，作了如下描述：

　　“1944年8月，若一名德国防守兵不幸处于第4装甲师前进路线上，首先迎接他的将是第19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战斗轰炸机，它们持续在伍德的装甲纵队前方巡航。

　　乘坐在前导坦克中的陆军航空联络官为战斗轰炸机提供目标，同时向地面部队通报前方情报。在这些战斗轰炸机之后，是师属轻型联络飞机，作战指挥官可从中引导其纵队绕开障碍，因为作战经验表明，中型坦克通常能突破大多数敌方抵抗力量。

　　自走炮则部署在纵队靠前位置，随时准备打击那些中型坦克无法清除的坚固防御。工兵也随前锋部队同行，以清除障碍……伍德还将医疗和维修分队从师属支援部队中抽调出来，编入作战纵队，以确保这些勤务立即可用于前线部队。”

　　那么，如果这种作战组织形式，在融合和运用所有兵种方面如此高效，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却被废弃了呢？

　　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可能是巴顿学派的支持者（主张运用装甲、机械化和空军实施纵深突击）与传统战略拥护者（主张依靠大量炮兵支援的步兵集团军）之间的未决争论。

　　另一个原因则是战后广泛流行的信念，即大规模常规战争已成为过去。在许多人看来，欧洲战场上刚刚结束的一切在未来已不再重要，因为日本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似乎使传统战争艺术失去了意义。

　　面对朝鲜战争结束后国家军事政策发生的结构性变化，陆军高级领导层开始关注，如何在一个由核武器主导的国家军事战略框架中，为陆军争取角色。

　　在朝鲜战争后的战略不确定环境下，陆军对以“三角制师”为核心的兵力结构模式的确认，其实源于陆军高层对未来战争需求缺乏共识。

　　在战后陆军领导层看来，尽管“原子师”在组织和条令上确实试图将核火力因素纳入，但其核心动因仍是为满足编制精简、经济高效的作战编组结构需求，师级单位仍被视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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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军的战术与组织结构，虽有一定程度调整以适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但对于双边核战争所可能对陆军作战组织造成的根本性限制，则缺乏深入分析与研究。

　　不同之处在于：旅级指挥机构被设计用以取代二战时期“作战指挥部”总部，其组织形式为多营编组，能够根据战术态势进行灵活调整。

　　ROAD编制规定，一个师的基本构成为：师部；三个旅部；一个宪兵连；航空侦察营、工兵营和通信营；一个师属炮兵旅；一个支援旅；以及若干步兵与坦克营的混编单位。

　　与二战时期装甲师的作战指挥部类似，ROAD中的旅部不设固定编制单位，而是在作战中根据战术态势指挥2至5个机动作战单位和支援单位。依据该理念，陆军对各类师型结构进行重新组织，以应对现实或潜在战场上的对手。

　　在越南战争期间，师级指挥官及其部队常被赋予大片作战区域的责任，此时ROAD师的结构在当时的作战环境中显得极为合适。

　　目前，陆军高层正在评估新的师级结构选项，从维持现行基本结构并引入新技术，到采用可为特定任务量身定制的灵活、以旅为基础的师结构。其中赋予结构更高的灵活性显得尤为重要。

　　在多个方面，当前的师级结构限制了新型作战编组的效能。空中与地面作战单位极少进行联合训练。旅级单位仍按兵种划分为“纯编制单位”，如装甲、步兵、炮兵等。此外，现行体系常在多个层级临时交叉编组地面部队以形成联合兵种作战编组，所有指挥控制梯队亦仍被保留。

　　此外，目前师级单位的人员规模——约11,000至18,000人——似乎与战争形态的演进趋势相悖。在政治层面，很难预测国会接下来将作何决策，但若陆军规模进一步被削减，至少将导致一到两个师的裁撤。

　　对于一个如美国这般持续寻求战略选项的全球性大国而言，取消一支大型作战建制部队，如一个师，可能会严重限制其应急计划和反应选项。

　　仅仅缩小当前美军师级单位规模（如法国在其快速部署部队中所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在未增加任何额外作战能力或战场层级灵活性的前提下，提高指挥、控制与支援力量相对于战斗力量的比例，实际上违背了过去十年私营部门改革的经验。

　　当前的十个现役作战师约包括810个作战排，每排约有20至40人，这意味着在战争中，将有约30,000名直接与敌人接触的战斗人员。陆军所需的是一种作战组织结构，其形式能够呼应作战功能和活动向更低层级转移的趋势。

　　一种在不彻底改变现行作战结构的前提下对“师”组织进行调整的方式，是将师作为常设单位予以撤销，并将现有的旅级战斗队转型为团级。

　　这类似于此前所述的以旅为基础的师级组织选项。旅级战斗队将继续佩戴其所属师的标识，并保留与母师的传统联系。但师部则将承担类似二战时期装甲师作战指挥部的角色。

　　在此架构下，师级指挥官将指挥和控制所需类型与数量的独立旅级战斗队，以执行具体任务。

　　第一，由于基地部署限制，美军十个现役作战师中有七个的旅级部队并不与其所属师驻扎在同一基地。因此，将这些旅编单位构建为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是确保其部署能力的必要条件。

　　第二，陆军可以不难地将某些支援要素（如炮兵、工兵、防空、通信、军事情报和作战勤务支援等）永久配属至旅级单位。这些单位通常在实战部署或训练中被临时编入旅中，旅级指挥官经常抱怨这些单位在训练中参与频率太低，难以确保战时协同顺畅。

　　因此，将10个师转化为30个常设的旅级战斗队，有助于在最关键的作战层级提升部队的整体凝聚力与持续作战能力。同时，这也将为国家指挥机关在危机中制定行动方案时，提供更多可部署的机动作战力量。

　　第三，这种调整对陆军各兵种与勤务种类的职业发展路径，不会造成根本性改变，因此也更不容易引发体制内的阻力。

　　在这种体制下，一旦师部不再绑定于大型固定编制，陆军所拥有的“师部”数量甚至可能超过十个。例如，可设立专为指挥、控制与训练十五个国民警卫队加强旅（Enhanced Brigades）而设计的现役“师部”。

　　此外，还可设立一个或多个以应对维和或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为导向的师部。这一架构同样保留了军部，作为陆军最大可部署梯队的地位，通常用于在联合特遣部队（JTF）框架中指挥与控制陆军地面力量。

　　实际上按照前述思路对陆军进行重组，是应对当前军事革命趋势线下变革需求的一种途径。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一方法的劣势可能会超过其在短期内所展现的明显优势。

　　这一选项未能真正扁平化陆军的作战组织结构，未能消除那些冗余的指挥控制梯级，而这些冗余正是导致“观察－决策－行动”循环迟缓的根本原因。

　　为何还要保留工业时代的指挥控制结构——连/炮连/骑兵连－营/中队－旅/团－师－军－集团军？

　　尽管以旅级战斗队作为陆军作战条令的核心，将组织元素从上级单位下移至更低梯队，但本质上仍是以基本不变的作战编组结构引入新技术——而这一方法在历史上已被证明失败过。

　　这一选项仍未能将作战编组，引导至二十一世纪计划中所指明的、未来决胜作战所需的方向：即“侦察监视/情报收集－武装侦察－分析－分发－打击”。

　　在未来冲突的环境中，空中和太空基传感器将与数字化信息系统相联，用以识别敌方部署纵深中的关键作战力量要素。依托这一实时信息，未来的联合特遣部队指挥官将能够从空中、陆地和海上发动精确制导导弹与火箭炮打击，以为高度机动的空地部队实施包围性机动与瘫痪性攻势创造条件。

　　既然微电路与武器技术的进步已经取得如此发展，为何不能用以削减上述某些指挥梯级，或重塑战斗编组？为什么不能借助新技术，以更经济高效的方式拓展人的作战潜能，而这些手段如今已近在眼前？

　　与工业时代战争相比，信息时代作战发生在一个欺骗手段无所不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随时可能出现、战场控制权成为首要要求的环境中。

　　此外，二十一世纪计划所描述的未来主导性机动能力，在根本上依赖于军队对信息优势的掌握，而这也正日益成为战场优势的必要前提。

　　这一观察意味着：为掌握关键情报，将在作战组织内部与外部持续展开争夺。如乌尔姆战役、闪电战和沙漠风暴所示，为确保军事行动协调一致，指挥员除了能够观察、决策与组织兵力机动之外，还必须能够在可预期的时间周期内开展作战，并迅速适应环境变化。

　　因此，对战争时期的指挥员而言，在所有军事行动中，无论是致命性的还是非致命性的，其首要目标都是达成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优势，从而在决定性点上实现作战力量的有效投送。

　　在成功的作战组织体系之外，为获取对敌我双方态势的感知优势，必须实施一系列行动，目的是扰乱、误导、致盲并瓦解敌方的指挥控制体系与作战意志。

　　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说，这些行动包括欺骗、虚假信息以及破坏性打击，其目的在于使敌军陷入瘫痪。

　　在作战组织体系内部，对信息的争夺常常意味着要打破现有军用信息网络的局限，这些网络原本旨在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快速、准确地生成信息。

　　沙漠风暴期间，美军破坏敌方态势感知的能力显然超过了自身在实时信息共享与利用方面的能力。美国空军的巴斯特·格洛森将军曾谈到自己在获取情报方面的亲身经历：

　　“沙漠风暴期间，一场情报灾难被一位人士避免了——当时的国防情报局局长麦克·麦康奈尔上将。我和他几乎每天用加密电话与传真通话三次。我们两人都曾因绕过系统流程而受到批评。但那是因为情报流程本身已经崩溃。”

　　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成功的作战组织结构，其优势在于能更快速地共享关键情报，并清楚知道在不同指挥梯级中，哪些情报是关键。

　　（帝林：即是说，现代技术为情报的获取带来了更多可能，但如果指管机构没有办法跟进时代，以快速筛选和过滤有用的情报，那情报的大量产出未必一定带来正向结果）

　　而在反思部队组织结构对战争中信息使用的影响时，著名军事事务学者马丁·范·克雷维尔德指出：

　　“任务的性质并非决定完成任务所需信息量的唯一因素；同样重要的是组织结构本身。一个组织的部门越多、分化越细，层级指挥结构越多重、决策门槛越高、其成员越专业化，那么其内部所需的信息处理量就越大。

　　换句话说，不确定性不仅取决于任务的性质，也同样可能是组织结构变化的产物。”

　　尽管这些与信息相关的活动——包括信息收集、传输、处理、分析、拒止、分发和利用——历来在美军作战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一地位通常是次要的。

　　然而，1805年、1940年和1991年作战中的成功案例表明，这些活动对未来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此时，读者可能会问：如果成功的作战结构通过将关键的信息处理过程嵌入作战组织、作战条令和指挥理念中，从而应对战争的不确定性与流动性。

　　那么，陆军的作战组织应如何变革，才能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时代的技术，在更广泛的联合作战框架内实现作战效能最大化呢？